这首咏史诗以翻案式的议论见长,完全跳出了传统儒家学者痛斥杨朱为异端的固化立场,讽刺力道十分隐蔽却入木三分。
前两句先铺陈战国时代世人皆为分毫功名奔波劳碌的大背景,反衬出杨朱“贵己”学说的特立独行,没有直接做价值评判,为后文的反问做足铺垫。后两句以孟子力辟杨墨、传承儒圣道统的公认史实做对照,笔锋陡然一转发出反问,看似在质疑后世无人践行杨朱的极端主张,实则暗讽后世无数满口仁义道德的士人,自私自利的程度远超过杨朱,连哪怕付出极小一点利益为公的事都不肯做,尽显宋人咏史“以议论为诗”的典型特色,语带诙谐却余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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