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典型的唐代幕府文人颂德诗作,用典极为贴切自然。开篇两句连用两个前代功勋名臣的典故,将高骈的军政功绩直接抬升到超越陶侃、霍去病的高度,既贴合高骈历任三镇、讨平诸乱的实际经历,又没有空泛浮夸的生硬感。
后两句巧妙化用淮南王得道成仙的传说,以玉皇留鼎待调的浪漫想象,暗喻天子正期盼高骈入朝主持大政,既契合淮南的地域典故,又委婉表达了对府主前程的美好祝愿,全诗短短二十八字,无一处闲笔,足见诗人用典的功力。作为新罗文人所作的唐诗,这首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崔致远对中国古典典故的熟稔掌握,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优秀文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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