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州逸党

上天自有恒定的运行法则，星辰排布从来不会出现偏差。
大地自有恒定的运行规律，深沉厚重不会发生变动缺损。
人世自有恒定的伦理准则，无论尊卑高下都要遵从礼法规范。
天地人三才各安其位，千秋万代永远不会迁移。
倘若天地出现灾异变故，人只要修持德行就可以祈福消灾。
倘若人伦纲常违背正道，那么祸乱就没有办法挽救支撑。
往古西晋司马氏当政的时候，国家的气数已经日渐衰微。
太阳居然在半夜时分出现，光芒炽盛从东方边陲升起。
洛阳的地面在太极殿附近开裂，传说有青色的鹅从裂缝里飞出。
上天降下的灾异如此奇特，人间的乱象也纷纷滋生蔓延。
最早出现了竹林七贤这类人物，行为怪诞放浪号称不受拘束。
之后又有王衍这类名士，崇尚清谈空谈无为的玄学。
沉湎于酒色屡屡违背礼法，阮籍更是作为同类推波助澜。
虚浮的名声足以掩饰诈伪，光逸和王尼都是这类代表人物。
何曾早就预见到祸乱的苗头，却终究没能挽救西晋的衰亡。
张华纵然竭尽全力匡扶朝政，也无力扶起已经倾颓的社稷。
直到今天翻开西晋的史书，读到这些史实仍让人涕泪横流。
从那时到如今已经过了千年，大宋王朝正逢太平盛世。
京东东路一带有个所谓的逸党，彼此吹捧妄自尊大。
号称是世俗之外的方外之士，放荡不羁完全抛弃了四维礼法。
儒家六经遭到他们的诋毁斥责，上古三皇也被他们非议污蔑。
当年秦始皇坑杀儒生愚弄百姓，在他们看来是何等痛快。
孔子为世间制定人伦法度，在他们眼里是何等迂腐。
放浪形骸始终不知回归正道，最厌恶听闻人伦纲常的道理。
有时效仿牧童山野饮酒，梳着孩童的发辫相互嬉闹。
有时创作粗鄙的歌谣，内容全是市井俚俗的言辞。
有时唱起挽歌一类的曲调，发出的声音凄恻令人神伤。
他们自称看重侠义气节，看待金银丝帛如同粪土毫不吝惜。
又说自己将形骸置之度外，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世俗牵挂。
男女混杂群居毫无礼法，哪里还有什么尊卑的分别。
我向来听闻放纵的流俗，从来没见过像这样如饥似渴追逐怪诞的人。
偶然遇到穿戴儒服的士子，相对而坐就觉得拘束难耐。
不知道二十多年以来，这种风气是从哪里发源的。
根源就在于身居高位的权贵们，大多推崇这类浮华的名士。
这些人一声倡导，全天下的人就纷纷附和追随。
这些人一力趋赴，全天下的人就一窝蜂地跟风效仿。
乡间的老者品评人物，不再把放浪逸行当成羞耻的事。
主管科举的官员选拔人才，不再把放浪逸行当成错误的品行。
私家教导自家的子弟，大多认为放浪逸行是值得推崇的事。
朝廷公议品评人物高下，反而把放浪逸行当成奇特的优点。
举国上下都推崇逸行，那么礼法教化还能从哪里推行？
我常常为这种事深感忧虑，半夜起身反复思索其中的利害。
平地上只要设下三尺的路障，空车行驶就不会误入歧途。
重载的车子要登上百仞的高处，必然是从缓坡一步步慢慢挪上来的。
万一这种坏风气浸染成世俗习惯，就算日后想要悔悟也来不及挽回。
世上的人都如同在睡梦之中，哪里能分得清谷米和糠皮。
世上的人都如同沉醉不醒，根本不知道淡酒的滋味。
全天下的人都患上了痿痹的病症，还能请谁来做鲁国的良医救治？
全天下的人都患上了疯癫的疾病，哪里还有功夫在穴位上施灸治疗？
幸好还有恪守儒家名教的同道，可以和这群逸党一决高下。
可叹我身为九品之下的低微小吏，没有资格站在朝廷的丹墀之上进言。
只能像贾谊那样痛哭流涕，像梁鸿那样枉然写下五噫之歌。
最终我还是要削尽南山的竹简，冒死指出这种风气的弊病。
希望依托祖宗宗庙的威灵，让天子能够感悟知晓我的心意。
陛下赫然独断乾纲，铲除奸邪不要有丝毫犹豫迟疑。
分头搜捕全面追查，所有奸邪之人一个也不能留下。
首恶之人在闹市公开处决，其余党徒全部流放到荒远的海边。
惩处一个人警戒千万人，这才是施政的根本基础。
这群奸党本来就只有一样的胆子，胆气一破所有人自然土崩瓦解。
千万不要让西晋永嘉年间的乱亡风气，败坏了如今的太平盛世。

• 躔次古代指日月星辰在黄道上运行的轨迹与位次。
• 三才儒家概念，指天、地、人。
• 二仪指天和地。
• 典午「典」谐音「典」，「午」对应生肖马，是晋朝司马氏的隐语代称。
• 国祚指王朝的国运、气数。
• 陵夷逐渐衰落、颓败。
• 四维儒家指礼、义、廉、耻四种维系国家的道德准则。
• 六籍即儒家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 民彝指民众的伦理常道。
• 薤露古代的挽歌名，用来哀悼逝者，曲调凄怆。
• 憸人指奸邪小人。
• 宸心指皇帝的心意。

这首诗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讽喻长诗，整体结构严谨，层层递进：开篇先立天地人恒定常理的大前提，为后文批判逸党违背纲常提供了理论依据，随后回溯西晋末年清谈放诞最终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以古鉴今极具说服力。

全诗最鲜明的特色是写实性极强，作者用大量笔墨铺陈东州逸党的种种荒诞行径，从他们诋毁圣贤经典、违背日常礼法的具体表现，到这种风气自上而下蔓延渗透到乡闾、科举、家训、公议各个层面的严重危害，写得历历如绘，把当时士风隳坏的现状揭露得十分透彻。

作为儒家正统士大夫的代表，颜太初没有刻意使用华丽的辞藻，全诗语言质朴刚健，立场鲜明，情感从痛心疾首到愤懑呼号层层升级，最后提出整肃邪风的具体主张，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是研究北宋中期士风与政治生态的重要文献。

这首诗创作于北宋仁宗年间，当时京东东路（古称东州，今山东东部一带）出现了一批效仿魏晋竹林名士放诞作风的士人团体，号称「逸党」，他们诋毁儒家经典、抛弃礼法规范，在当地士人阶层影响极大，甚至得到部分朝中权贵的推崇。

颜太初身为恪守儒家道统的下层官员，素来关心世风教化，他痛心于名教隳坏、邪说流行的现状，于是创作这首长篇讽喻诗，引西晋清谈误国的历史教训为鉴，直言进谏希望朝廷整肃风气，避免重蹈前代乱亡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