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宋人以议论入诗的咏史佳作,完全跳出了此前多数咏伍子胥诗作只渲染其忠烈冤屈的传统思路,从史事的因果逻辑入手翻出新意。
诗歌前两句先驳斥世俗的常见偏见:世人多指责伍子胥劝吴伐楚是出于报私仇的私心,作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破郢之战极大摧毁了楚国的核心国力,为吴国称霸扫清了最大障碍,本身就是对吴国有重大益处的功业,不能以个人动机的私怨,否定其客观上为吴国立下的巨大功绩。后两句进一步推进议论,点出吴国后来败亡的根源是夫差在破楚大胜之后志得意满、骄奢怠政,反而将治国失当的罪责推诿给伍子胥,将其冤杀,足见伍子胥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全诗短短二十八字逻辑严密,论断精警,充分体现出宋代士大夫深刻的历史思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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